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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社安徽电（首席记者侯震斌）1947年6月30日，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率领下，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在晋冀鲁豫太岳兵团和华东野战军的配合下，充分发挥运动战特长，横穿陇海路，跨越黄泛区，激战汝河，抢渡淮河，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吸引和调动国民党南线全部兵力于周围，建立了拥有2000万人口的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从根本上撼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实现了党中央经略中原的战略目标，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谱写了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一、艰难历程、光辉业绩
1946 年 6 月，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内战。经过仅仅一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与重点进攻，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由于长年的战争，解放区的生活开始变得异常艰难，老解放区的物质消耗的已经差不多了，已经无力再承担战争的负担。为了建立新的解放区，进而支援解放战争，为了彻底打破蒋介石在全国的战略部署、把战火烧到敌占区，进而减轻陕甘宁边区、山东解放区的压力，并威胁蒋介石在全国的统治中心南京及武汉，毛泽东向刘伯 承、邓小平发出了千里跃进大别山，进而开辟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人民解放军如果能占领大别山，就可切断国民党军津浦、平汉和陇海三条交通线，还能东慑南京，西逼武汉，瞰制中原，直接威胁敌人长江防线以及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统治，迫使敌人的主力从山东、陕北回援，从根本上改变战局。
1947年6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2.4万人，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下一举渡过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从而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7日，刘邓所部又在中央军委指挥下，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了艰苦的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
刘邓大军挺进与转战大别山，在战略全局上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自身也经历了解放战争史上可谓是最艰难的历程，全军上至统帅刘伯承、邓小平，下至普通战士都经受了比全国同一时期所有战场都要严峻的考验，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一)大别山斗争的艰难，在于大别山的敌情自始就极为严重，斗争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大别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必然成为国民党与我军拼死争夺的重点。刘邓大军一南进，蒋介石就派出了23个旅的兵力急起直追，后又与刘邓部队在大别山死死纠缠，妄想乘我军在大别山立足未稳之际，将我主力击溃，驱出大别山。1947年11月初，国民党又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集中15个整编师33个旅的兵力及海军、空军部队，大举围剿大别山，其中包括极善山地作战、战斗力较强的桂系主力7军、整48师等精锐部队，并委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九江指挥部主任，主持“进剿”大事。白崇禧到任后，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的所谓“总体战”对付我刘邓野战军，依靠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大别山周围对国民党有利的交通条件，集中兵力，分进合击。
(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远离根据地，失去了后勤供应，处境十分艰难，加之长时期连续作战，得不到休整，战斗力大为削弱。刘邓野战军在鲁西南战役中苦战28天，虽取得重大胜利，但自身也遭受严重伤亡（1.3万人），急需得到休整。但由于当时陕北敌情严重，党中央处境困难，中央急盼刘邓尽早向大别山出动以调动敌人。在此情况下，刘邓率全军取消休整，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踏上了千里征途。进入大别山后，远离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失去了后方支援，严重的困难一个个迎面而来。一是伤病员无处安置，没有医药治疗，而国民党军队和当地的反动民团、土匪则专门寻找我军伤病员安置地，一旦发现就用残忍的手段将他们杀害，这对于我军士气有很大的影响，部队指挥员多有消极避战思想。二是武器、兵员得不到补充。刘邓大军千里征战进入大别山，人困马乏、弹药奇缺，一方面由于远离根据地，后方供应不上，兵员得不到补充，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大的胜利，装备难以改善，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三是粮食补给困难。四是敌情严重，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没有休整机会，致使战斗力日趋削弱，士气也难以得到提高，逃跑现象十分严重。据统计，刘邓先后进入大别山的兵力（不包括后来开辟江汉和桐柏根据地的中野第10、第12纵队）应在14万以上，而到1947年11月底，刘邓野战军已降为9.1万人，除去转为军区武装的两万余人，部队已减员3万，其中被俘8000人。而到1948年2月，刘邓主力转出大别山时，
全部野战军只有56654人，加上留下的地方部队和工作人员1万多人，刘邓部队此时已降为不足7万人。大别山半年征战，由于战斗伤亡、被俘、逃亡等原因，部队实际减员7万人以上，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一时期我军主要采取避战方针，所以战斗伤亡并不严重，部队减员主要是因病和逃亡，而逃亡严重即由于当时斗争的特别艰苦。回顾这段历史，还可以得到这样一组数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7月开始战略反攻到1948年6月的半年内，野战部队由103万增加到149万，增长了45%以上。而刘邓野战军却由反攻前的27万（第8纵队两个旅约一万人参加外线出击）降为不足15万（包括陈谢兵团）。由此，不难想象，为完成伟大的战略转折，刘邓大军经受了怎样的严峻考验，作出了怎样的巨大牺牲。
(三）大别山的地理特点，不适合我军大部队运动作战，严重阻碍了我军战略任务的完成。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该地区山脉重叠绵亘、茨蔓杂生、崇岭深谷、人烟稀少，从总体上看，不适合大兵团运动作战，仅适于游击战争。对此，蒋介石也认为大别山的地形特点，与陕北、山东相比，非常不利于我军作战，而是国民党“陆海军联合作战最理想的环境”。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由于山路崎岖，部队运动遇到很大困难。部队上山，大炮、辎重都要战士抬着走，行军速度大为减慢。而国民党利用大别山周围交通便利的特点，却极易调集兵力并积极寻机与我军主力决战。我军进入大别山初期，在敌情并不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于9月间三次企图围歼敌58师、85师，都因部队不适合山地作战，调动不及时，而未能达到目的。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转战半年，仅在1947年10月勉强进行过两次成功的歼灭战，这就是张家店战役和高山铺战役，此后就再也没有捕捉到战机。解放战争史表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打破敌人进攻，一般只能靠运动作战来歼灭敌人，国民党军队则靠人多势众、猬集一团，与我打消耗战。我军在大别山因为几乎不可能进行运动战，所以大量歼敌的目标一直未能实现，敌人的“进剿”也就难以打破，所剩的只能是分散进行运动游击，整天被敌人追着打着。1947年12月，我军大别山部队被迫进行分兵，留下的三个纵队六个旅在邓小平、李先念指挥下采取以旅为单位的分散活动方式，与敌人在大别山周围兜圈子，过起了紧张的游击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地的巩固就无从谈起了。
（四）大别山地区的群众条件也不利于我军在此扎根。大别山地区的是老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和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都先后在此建立过根据地，但由于我党在此建立根据地后接着又进行转移，每次撤走后，国民党都卷土重来，对根据地人民实行残酷的反攻倒算，实行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农村革命力量几乎被消灭殆尽，老百姓都被国民党杀怕了。刘邓部队初到大别山时，老百姓一见就跑，而且是整村整村往山里跑。部队行军打仗，别说老百姓支前抬担架，就连找个向导都非常困难。另一方面，为了防止革命势力再起，国民党在此建立了牢固的统治基础，实行保甲联防，“五家连坐”，并建有各级民团组织。特别是地主、乡保长和革命叛徒指挥的被称作“小保队”的保安队，更是一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武装，他们不但熟悉当地风俗民情，且熟悉我军的一整套游击战术，比起国民党正规军来，对人民的危害更大、更残酷。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也深受其苦，特别是我们的伤病员更是经常遭到他们的残害。此外，国民党桂系部队在此长期驻扎，经营20多年，上到师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娶的媳妇都是当地的，因而统治基础十分深厚。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发动群众的工作极难进行。
（五）大别山的气候和经济条件对我军明显不利。位于淮河以南的大别山地区，地理上属于南方。刘邓部队除上层指挥员外，广大中下层指战员都是北方人，他们虽然有着丰富的适应北方气候的作战经验，但对大别山的环境却很不适应。拿当时战士的话说，就是进入大别山，“米越吃越大，路越走越小”。吃惯了小米、山药蛋的北方大汉，南方的大米填不饱他们的肚子。大别山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粮食自给不足，穷苦人家自己都吃不上饭，加上老百姓又不敢接近我军，部队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由于敌情严重，部队几乎天天行军作战，并且常常是一天要走上百里，还要饿着肚子打仗。当时不但部队缺粮，就是刘邓首长和野司机关也是经常断粮。再者，大别山区水田居多，到处是田塍小路，北方战士很不习惯，车炮全仍掉了仍解决不了行军问题。加之南方多雨，北方带去的布鞋经不住水泡，穿不几天就烂透了，战士穿不惯草鞋，脚上经常磨得流脓淌血，就这样，还要连续行军作战，部队真的是苦不堪言。另外，南方地区蚊子多、毒蛇多，部队没有蚊帐，不少人被蛇咬伤或患上疟疾，又没有药治，为此病死的也不是个别。由于不服水土，腹泻、疥疮也是对指战员的一大肉体折磨。
二、 精彩片段、历史瞬间
1、收到紧急电报
“报告首长，紧急电报！”参谋人员将一份刚刚收到的电报交给刘伯承。刘伯承只粗略地看了一眼，脸色便立刻凝重起来，邓小平连忙接过了电报。
电报是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上面标著的3个“A”字十分醒目。邓小平知道，3个“A”字是当时中央约定的表示最紧急和极秘密的电报等级。毛泽东为什么亲自给他们拟写电报，并且一连用了3个“A”呢？
原来，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人马强渡黄河，开进鲁西南，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正当刘邓大军鏖战鲁西南并捷报连连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刘邓大军只有迅速直插大别山地区，直逼南京、武汉，才能全面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然而这时，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连续作战，已经极度疲劳而且伤亡较重，亟须休整补充。7月28日，刘邓给中央军委回电，如实陈述了部队目前存在的困难，希望能在内线继续作战一个时期，等时机更为有利时再向大别山挺进。原以为中央会批准他们的计划，没想到次日毛泽东就亲自起草了这份标有3个“A”的加急绝密电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赓谢富治及刘伯承邓小平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军一部，协助 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 们困难亦将增加。”3个“A”字深深地印在了刘伯承、邓小平的脑海中，两人也深深感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他们寄予的重望。
刘伯承、邓小平看完电报立即将之烧掉，两人简单商量了一下后，马上复电中央:完全服从中央决定，半个月后行动。实际上不到半月，在收到3“A”电报后的第9天，也就是1947年8月7日的黄昏，刘邓大军便在100多里宽的广阔地面上，悄悄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
2、强渡汝河、淮河
从鲁西南到大别山，相隔千里，前有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汝河、淮河等重重关隘，后有国民党军十几个旅的穷追不舍，再加上正值酷暑雨季，河水猛涨，道路泥泞，暑气蒸人，部队本来就疲惫不堪，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整，现在又马不停蹄地向南挺进奔驰，重重困难可想而知。摆在刘邓大军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号称“死亡区”的黄泛区。原二野司令部军政处处长杨国宇将军后来曾回忆说:“没有到过黄泛区的人，是很难想象这里的情景的。这里虽然已成了一片死水，但还是一片汪洋。除了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坍塌的民房屋脊和偶尔从空中掠过的几只野鸭之外，再也看不见什么别的东西。即使是无水的地方，也尽是稀烂的胶泥，前脚起，后脚陷。”几天以后，等刘邓大军闯过黄泛区、渡过沙河，继而向汝河进军时，蒋介石这才如梦方醒，立即调集大军南阻北追，并气恼地撤了参谋总长陈诚的职务，自己亲自兼任参谋总长，飞到前线督战。
为把刘邓大军阻击在汝河以北，蒋介石急忙调来整编85师，经平汉南下，驻守在汝河南岸，全力收缴或砸烂汝河上的所有渡船。8月24号晚，刘邓率指挥部到达汝河北岸，此时前面的敌人火力阻击很猛，后面的追兵距离只有30里。面对这种情况，刘伯承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杀开一条血路！邓小平要求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打过去！他们命令部队当即开始，不分白天黑夜，不管飞机大炮、枪林弹雨，片刻不停，强渡汝河。前线指挥员则命令把所有步枪都安上刺刀，每颗手榴弹都揭开盖子，看到敌人就打，打完就往前插，并要求先头部队过后，沿途不留一个敌据点和一个敌人。就这样，到第二天下午，刘邓大军终于渡过了汝河。至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仅剩最后一道险关——淮河。
8月的淮河正值雨季，水情变化无常，刘邓大军缺少渡船，被阻北岸。此时，敌人追兵的先头部队已经和刘邓的后卫部队接上了火，形势再次变得危急起来。夜里，刘伯承借着马灯的光亮、手拿竹竿，亲自探测水深。当大部队刚刚冒死渡过淮河时，敌人的追兵就赶到了准河北岸。此时河水突然暴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只能“望河兴叹”，无可奈何。邓小平后来兴奋地说:“过淮河，刘伯承去探河，水深在脖子下，刚刚可以过人。这就是机会呀！我们刚过完，水就涨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运气好呀。以前，从来不知道淮河能够徒步过去，就这么探出条道路来了，真是天助我也！”
3、实现战略转移
8月27日，刘邓大军经过20天的千里挺进，终于走进了大别山。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欣喜地说:“我们总算熬出头了！20多年来，革命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邓小平则用他特有的语气说:“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剩下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1947年8月27日，也就是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的当天，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名义向各部队发出指示:“勇挑重担，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义无反顾，创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
11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大别山作战检讨会”，设立“华中剿总”，并兴师动众地把海军调入长江，以防范刘邓大军渡江作战，随后即开始对大别山进行全面围剿。就是在这里，刘邓大军度过了抗战胜利后最艰苦的一段岁月。冬天来了，刘邓大军在风雪荒野的大别山，没有后方、缺衣少粮，既要同围剿的敌人作战，又要设法解决部队给养。很多年后，当有人问起这段经历时，邓小平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行动，这是毛主席定下的，二野挑的是重担，种种艰难我们都克服了，完成了任务，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后来，史书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这就牵制了南线国民党军一半以上的兵力，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这对战争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它带动了全国战场的战略进攻，整个战争格局从此发生根本的转变。
三、巨大作用、伟大意义
刘邓大军挺进与转战大别山，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和非常特殊的战略意义。
第一，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缓解了解放区军事压力。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重兵聚集陕北和山东，进行重点进攻，形势十分严峻。黄河，从陕北到山东呈“乙”字形。蒋介石的战略企图是，集中主力于陕北、山东两翼，实施进攻，而将南线我军压缩在“乙”字形的弧内，聚而歼之。联系两翼的战线中央，则凭借黄河天险只部署少量兵力防御，就像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中央部分就成了要害和薄弱部分。而刘邓大军所在的晋冀鲁豫战场正是连系东西两个战场的中间地带，正像这个哑铃的“把”。这也是国民党军兵力较为空虚的一段。中共中央交给刘邓大军的任务，就是砍断这个“把”，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邓小平对部下说：我们晋冀鲁豫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大战场。我们要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挑的担子越重，对全局就越有利。为了实现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人民解放军采取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即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从中央突破，挺进大别山；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右后一军，挺进豫陕鄂地区。两翼牵制是：以西北解放军在陕北出击榆林，调动胡宗南军北上；以山东解放军在胶东展开攻势，继续把进攻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引向海边。两翼牵制便利了三军的配合。这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这就牵制了南线国民党军一半以上的兵力。在４个月的作战中，三路大军互相配合，共歼敌19万５千人。1947年12月底，三路大军在豫南的遂平、西平地区胜利会师，他们的三个解放区联成了一片，创建了江淮河汉之间的中原解放区，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阵地，从而打乱了国民党军在南线的战略部署，有力地配合了西北和山东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作战，极大地缓解了老解放区的军事压力。
第二，开辟了新解放区，缓解了老解放区经济压力。经过一年的解放战争，解放区面积减少，人口减少，再加上自然灾害，经济极为困难。在陕北地区，本来就是贫瘠地带，陕北人民供应中央机关和陕北少量部队已很困难。由于战争的破坏，1947年，陕北的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军队和老百姓一同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在华中，1946年3月发生严重灾荒，灾民达400多万，缺吃少穿。1947年春，共产党最重要的兵源、粮源之一的太行山区普遍干旱，粮食歉收，到1948年，全区26个县共有灾民73万余人。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前，太行山老根据地的人民不但要负担刘邓12万主力，还要负担徐向前的7.8万部队。解放区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后,建立了鄂豫皖解放区，经济负担由新解放区来承担。部队也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刘伯承、邓小平还亲自和战士们一起缝制棉衣等。这些都极大地缓解了老解放区的经济压力。
第三，改变了解放战争的战略态势，揭开了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之后，立即开始了攻城掠地、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斗争，并在辽阔的中原战场上充分发挥我军运动战特长，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国民党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国民党军队处于被动地位。三路大军在其他地区也发动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地区的军事形势。这样，不仅调动了山东、陕北两个重点战场的敌军主力回援其根本重地，而且迫使敌人把战线由黄河移到长江，直接威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和战略要地武汉，这一战略举措迫使国民党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从而扭转了全国的战局。在这一伟大转折中，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更起到了战略进攻的先锋作用。可以这么说，刘邓大军挺进并转战大别山，与陈粟、陈谢兵团的外线出击，从根本上改变了全国战局、揭开了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底，聂荣臻率领华北解放军解放了石家庄，把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使华北局面为之一新。谭震林、许世友率领华北解放军山东兵团，粉碎了敌人对胶东的进攻，改变了整个山东的局面。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解放军，解放了四平等30多座城市和广大地区，敌军只能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城市内，完全陷于孤立。彭德怀、贺龙领导的西北解放军，取得“宜川大捷”，并于1948年4月22日，收复革命圣地延安。经过这一系列的反攻作战，敌我双方的力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主力决战的时机日益成熟。
第四，锻炼了官兵，造就了一支顽强的部队。大别山地区山脉重叠、崇岭深谷、人烟稀少，群众基础又不太好，刘邓大军在这里进行作战十分艰难。再加上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远离根据地，失去了后勤供应，加之长时期连续作战，得不到休整，伤病员无处安置，没有医药治疗，武器、兵员得不到补充。另外，大别山区水田居多，道路崎岖狭窄，北方战士穿不惯草鞋，脚上经常磨得流脓淌血，又需连续行军作战，而且，南方地区蚊子多，毒蛇多，不少人被蛇咬伤或患上疟疾，由于不服水土，腹泻、疥疮也很严重。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刘邓大军发扬我军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牢牢坚守在大别山，坚持战斗约半年时间，并寻机消灭敌人，不断壮大根据地。广大官兵凭借坚强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战斗毅力，经受住了恶劣环境的考验、变得更加勇敢。这支部队经过大别山艰苦环境的洗礼，变得更加坚强。在此后的淮海战役及其它战斗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四、宝贵经验、可贵精神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之后，立即开始了攻城掠地、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斗争，并在辽阔的中原战场上充分发挥我军运动战特长，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解放区的压力，从更大的范围里打破了蒋介石在全国的战略部署、使我军由被动转入主动，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这些成绩的取得，除去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之外，还有许多致胜因素和成功经验值得总结和汲取。
首先，在这一斗争历程中，刘伯承、邓小平和广大指战员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自觉性、革命责任感和不畏艰险、勇挑重担、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要后方依托，不靠根据地接济，勇敢地向敌后远距离大规模出击，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都是异常大胆的一着险棋，稍有不慎，全军覆没是非常可能的，即使不完全失败，部队被打散或损兵大半被迫退回的可能性也很大。刘邓部队发起鲁西南战役后，毛泽东因当时部队久攻羊山集不下，为确保已取得的战略主动权，7月23日致电刘、邓、陈、粟、谭（震林），建议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华野叶飞、陶勇两纵队南渡长江“创立闽浙赣根据地”，“但陈粟、刘邓均主张仍在内线作战，尔后有依托地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挺进”。鉴于鲁西南大战后部队十分疲劳，急需休整，对补入的战俘还要进行政治教育，刘邓决定部队于8月15日以后开始新的战役行动。为此7月29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陈、粟等，同意刘邓休整半个月后，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接到中央密电后，刘邓立即复电中央，决定大军“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当时，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刘伯承也指出：“我军南下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这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的一切考虑，都必须服从这一战略全局。”大军随之取消休整，提前于8月7日分三路向大别山挺进。
上述进军大别山的决策过程可以看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全军上下在没有做好物质和精神准备的情况下，为调动敌人回防中原以解中央和陕北之围而做出的决定。在这里刘邓首长和全军指战员表现出了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自觉性，以及为了革命胜利甘愿赴汤蹈火、不避艰难险阻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
其次，刘邓大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能夺取大别山斗争的胜利，还在于军事上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原则。这些主要原则包括：1、正确处理打胜仗与占地盘的关系，“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区、军分区”，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2、针对大别山的具体敌情，将消灭国民党反动地方武装放在重要地位，对还乡团、土匪、民团进行坚决消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3、根据我在大别山无后方作战的实际，严格掌握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慎重选择作战对象，每次歼敌以一个团或一个营为目标，积小胜为大胜。4、根据敌情变化及时实行分遣与集结相结合的战术，积极主动打击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消灭反动地方武装，集中以对付敌人主力、寻机进行歼灭战。5、在强大敌人进攻时，采取灵活的“避战”政策，争取战略主动。正如邓小平所说：“在强敌进攻下，一切为了站稳脚跟。”部队“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从而达到在战略上牵制敌人，掩护兄弟兵团大力歼敌的战略目的。
第三，大别山斗争能取得胜利，鄂豫皖根据地得以坚持，并胜利完成创建江汉、桐柏两个根据地的任务，又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我军的伤亡、减员，还是刘伯承、邓小平具有高度责任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执行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部署，实事求是地分析斗争局势，大胆采取适合斗争实际的战略、策略的结果。刘伯承、邓小平戎马一生，既有很高的军事素养、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军事指挥上，总能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军委的部署，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这一作风在大别山斗争中充分得到了体现。
1948年1月26日刘邓根据大别山敌人兵力强大、我军无法集中作战、大别山斗争格局短期内无法改变，而让三个主力纵队困守于此与国民党转山头、打游击、拼消耗的做法于战局发展无多大意义的实际，特向中央建议将刘邓主力转出大别山。中央军委很快同意了刘邓关于主力转出大别山的建议，2月7日复电刘邓，指示他们撤到淮河以北。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也调整了部署，在中原实行了统一指挥，中原三军在中原局统一领导下，依托豫西和豫皖苏两大解放区，背靠老根据地，准备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而刘邓所部在休整补充（三万新兵）以后，增强了战斗力，并于1947年4月、5月先后进行了宛西、宛东战役，于6月底、7月初协助华东野战军进行了豫东战役，于7月初胜利进行了襄樊战役，先后歼敌十几万人，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战局，为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准备了条件。应该说这一局面的取得与刘邓的正确建议有直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