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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社安徽讯（首席记者侯震斌 特约记者郭永昌 郭立 郭金全 贾海亮）这位西路军战士叫廖永和，安徽金寨人，1916年12月出生，1929年12岁时就是一名儿童团员了，经常做一些站岗放哨的工作，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随部队离开大别山，1934年在四川苍溪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担任过青年干事、连长、党支部书记，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营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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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十月，廖永和随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西去川陕。后来，他们在长征途中三过雪山草地，历尽艰难曲折，一九三六年十月，总算到了陕北会宁。当时，廖永和任营长。
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廖永和他们非常高兴，认为：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大家可以集中力量去打蒋介石和日本了。可是，还不到一个星期，新的命令就下来了，上面要红四方面军去西渡黄河。于是，红三十军、九军、五军相继西渡。红四军、三十一军为敌所阻，未能西渡，后来在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下东进了。渡过黄河的红军，不久即改称西路军，分成三个梯队，向河西走廊进发。
西路军面临的主要敌人是回族军阀马步芳等“五马”。西路军的将士们勇敢善战，打了不少胜仗，到十一月份，先后攻占了古浪、永昌、山丹等县城，不断地给敌人以重大的杀伤。但是，河西走廊自然条件对我军非常不利，北临长城之外的荒凉沙漠，南临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脉，人烟稀少，又没有我党我军的工作基础。那一带气候寒冷，入冬后，我军依然是破衣草鞋，没有御寒装备。在频繁而又激烈的战斗中，粮食弹药极其缺乏，部队减员非常严重。一九三七年元月中旬，红五军在高台苦战九日，最终还是城池陷落，军长董振堂及以下三千余人大都壮烈牺牲。红三十军在永昌以东的三天战斗中，损失也很严重。尽管许多同志作战勇敢、临危不惧，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但是，到了三月份，渡河时的二万多人剰下来的已不足三千。
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余部分成三个支队分别行动，有的深入祁连山区打游击，廖永和所在的左支队，则奉命继续西进、向新疆转移。后来，廖永和在倪家营子战斗中，左腿负了伤，拄着棍子勉强行走。他们一行十二人、三支枪，由廖永和负责，沿着左支队的行军方向，在祁连山里向西进发。约有两个月，没有见到人烟。一路上没有吃的，只能拣一些兽皮兽骨、砸碎了煮一煮充饥。
一九三七年五月的一天，他们十二人到了柴达木盆地的苏里，在一个小石洞里过夜。黎明前，他们中一位当过指导员的洪同志，也是安徽金寨人，起来烧开水，忽然发现洞外有人影移动。洪指导员拿起一支枪，说了声：“我去看看。”行约五十步，一声枪响，洪指导员倒在了地下。廖永和与一位班长立即各拿一支步枪，奋起抵抗。接着班长也牺牲了，廖永和的左腿被打断，当场昏了过去。
指导员和班长的牺牲、廖永和身负重伤，都是游牧在柴达木的蒙古封建头人造成的。后来得知，走在廖永和他们前面的一个军部参谋被俘后，供出了后面还有十二个人、三支枪的消息。因此，廖永和他们受了损失。当廖永和昏迷过去的时候，蒙古头人拿去了三支枪，并搜查了他的全身，然后扬长而去。
在同志们的精心护理下，八天以后，廖永和才慢慢地清醒过来。廖永和看了看周围的同志，想坐起来，但身子像散了架一样，左腿一阵剧痛，差点又晕了过去。他意识到自己的腿部负了伤，想继续赶路已经不可能了。为了不连累大家，便说：“你们别守我了，快找部队去吧!”大家表示要走一块儿走、要死一块儿死。他狠了狠心说：“干脆你们抬个石头把我压死算了，省得再挂念我！”大家要抬着他走，廖永和心想：同志们身体都比较虚弱，单身长途行军都很困难，哪能再增加负担呢？于是，廖永和就决定留下十四岁的小同志何建德陪伴自己，其余八人继续前进，去找党、找红军。同志们表示，如果不死，如果在近找到吃的东西，一定给廖永和他们送来。廖永和指定担任过护士长的胡传基（也是金家寨人）带队，并托他在条件可能的时候，给自己家里送个家信。同志们为廖永和找来许多散失在草地、石滩上的兽皮兽骨等可供充饥的东西，又弄来许多干草，为他重新做了一个“床铺”。分别时，他们心里都很难过，大家依依难舍、迟迟不愿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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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永和他们在苏里石洞里住了四十多天。到了夏季，柴达木的风光美丽起来，牧草长、牛羊壮，山青水秀、景色宜人。但是，他却躺在干草铺上不能行动，根本没有心思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一天，来了三个骑马的人，看一看他们就走了。于是在草原上就流传开“苏里石洞里住着两个人”的消息。
又过了几天，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娘，带着她十六岁的儿子到石洞来看廖永和他们，她会讲几句汉语，问廖永和是什么人的军队？到这儿来干什么？廖永和告诉她：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是打蒋介石、打马步芳、马步青到这儿来的，部队受了损失、我们落难到这儿。坐了一会儿，廖永和看她没有什么恶意，便向她要些吃的东西。第二天，她的儿子又给廖永和他们送来了一些黄米、麦面和盐。
半个月后，廖永和想试着行动，但是不成，伤势太重了。老大娘又派她的儿子和一位姑娘来告诉廖永和：头人要把陪伴廖永和的小何拉去做下人——奴隶。她们愿意把廖永和接到自己家去。在无可奈何、无力反抗的情况下，人们把廖永和抬上马，行约十多里，到了老大娘家。小何硬是被头人派来的打手拉走了。眼看着小何被强行拉走，廖永和心里十分难受！
廖永和在老大娘家的帐篷——蒙古包外面住了两个多月后，拄着棍子能勉强行动了，他就替头人的管家放羊。他们早晚各给半碗炒面，吃不饱、饿不死。于是，廖永和早餐过后不久，肚子就饿了，盼着天黑吃晚餐。夜间，天冷风紧、饥寒交迫、长夜难熬，又盼着快些天亮。然而，天亮后，依然是痛苦的一天。断腿行动迟缓，跟不上肥壮的羊群，廖永和为此经常受到斥责，稍有不慎，管家的皮鞭就没头没脸地打来。他反抗，结果被打得更加厉害，有两次还被打得昏死过去。他怒火中烧，想给予报复，但又不能得手。他叫管家杀了他吧，管家不干；想自杀，又觉得自己受党教育多年，自杀就是懦弱、就是背叛。想来想去，廖永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活下去、继续战斗。就这样，廖永和试图逃跑去找党、找红军，但是都没有成功。
蒙古族的贫苦牧民是善良的、友好的。他们的生活也非常贫困，只有很少的几头牛羊，不足以维持生活，经常受到蒙古王爷、管家的剥削、蹂躏。他们对廖永和的身世非常同情，不断给他一些小的帮助，劝他坚强地活下去！一位老大爷还偷偷地告诉他，他的左腿就是管家开枪打断的。天长日久，廖永和逐渐地由听得懂蒙语到学会了蒙语，和贫苦的牧民们和睦相处，还能互通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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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的十月，廖永和所在的这个蒙古族小部落，自苏里向德令哈以西迁移，十多天后，到达一处草原。不多久，游牧的一批哈萨克族人也从西北方来到这里。先是相安无事，继而摩擦纠纷。一九四二年，蒙哈两族发生了武装冲突，伤亡严重，规模也越来越大。廖永和所在的那个蒙族小部落被冲散了。廖永和脱离了小部落，开始在草原上流浪，在蒙族老乡家放羊、做零工。
一九四三年的二月，草原上风雪阵阵。在德令哈附近，廖永和遇到一位比他年轻的蒙族姑娘，名叫格民，她的父亲已经病故，哥哥在蒙哈民族武装冲突中被打死，母亲和妹妹又冲散了。她独自一人流落在草原给人帮工放牧，生活贫苦，受尽欺凌。同是天涯可怜人！都有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他们每次见面，彼此都非常关怀，相互倾诉着自己的遭遇，同情对方的不幸，言语投机、相见恨晚，久久不愿分离。阶级的友爱，把民族间的距离缩短、弥合了。一次，格民红着脸告诉廖永和：“我俩都是受苦人，心心相印，就住在一块吧！”廖永和听后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喃喃地一再表示谢意。很快，他们就结了婚，找了两块毡片、搭了个小帐篷，算是有了一个“家”。
柴达木盆地，处于西口塞外，日夜温差大，无霜期短，生产条件很差，流浪的奴隶般的生活，更是痛苦不堪。廖永和他们仍旧穷得连一头牛羊也没有，仍旧靠卖工过日子，仍旧要到处流浪。他们有时挖个地窖、搭个篷子住下去，再挖一块地、种点青稞，弥补生活的不足。白天，他们夫妻俩辛勤地劳动，以求不饿肚皮。夜间，尤其是阴历月半月圆的夜晚，廖永和总是对着天空，呆呆地思念培育他成长的党，思念红军、思念父母，思念鄂豫皖苏区的家乡。月儿常圆，他盼望自己和党、和红军、和父母、和苏区的乡亲们也能团圆。格民察觉出丈夫的心思，便极力地安慰他、陪他流泪，倾诉衷肠。格民和他相依为命，真诚地互助互爱。一九四四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廖永和热切地期盼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有了孩子，就有了希望，廖永和怀着一定能够找到党、找到红军的信念，在妻子格民的帮助下，终于在西口塞外度过了艰苦难熬的十二年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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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九月初，廖永和在德令哈听说青海来了解放军，把马步芳打跑了。解放军是什么样的军队呢？恰巧，有几个蒙族的头人要到湟中县塔尔寺拜佛，廖永和主动要求为他们拉骆驼。走了十八天，到了塔尔寺，听了解放军某团政委兼湟中县委书记在大会上的报告。廖永和感到非常痛心，由于在蒙族地区生活了十二年，他已经听不懂汉语、讲不好汉语了。团政委兼县委书记的报告，他只昕懂了减租减息一件事，还没听懂怎样减法。接着，解放军秧歌队出来做宣传演出，在一个节目里使用了镰刀斧头大红旗，廖永和猛地明白了：1929年在大别山闹革命，不就是高举着镰刀斧头的旗子吗？1934年入党，不就是站在镰刀斧头的旗帜下宣誓吗?解放军就是共产党的军队啊！
廖永和马上找到县委书记，含着热泪诉说自己的经历，要求收留，可是讲了约三个小时，书记还是听不懂他的话、不明白他的意思。后来只好给他开了证明，把他介绍到西宁去找省军管会主任廖汉生。
经过翻译，话是讲通了，可是因为没人证明，廖汉生也不能接收他。在场的人们都发现，廖永和的眼神里那一丝发亮的光彩黯淡了！是啊，他心里难过啊！他流着眼泪离开了军管会。他一步一回首、边走边回头，自叹命苦，自言自语地说：“我想党、盼党，可是，党来了又不认我。你们不要我，我只能回去当奴隶了！”这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第二天，廖汉生就派人把他找了回去，让他进了干部训练班。原来，廖汉生是本着既严格审查，又热情关怀的精神处理这件事情的。经常饿肚子的人才能闻到米饭香，做过奴隶的人才能真正懂得自由的可贵。十二年的苦难生活终于结束了！廖永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得到了第二次解放！
一九五O年三月，廖永和在训练班里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这时，混进训练班的特务造谣破坏，说什么“马步芳快回来了”。一些立场不够坚定的新学员被吓得偷偷地离开了训练班。廖永和积极协助领导，经过周密调查，终于抓住了那个特务。
五月，青海省都兰县成立，廖永和被调往都兰县工作，任德令哈区区长。这个区距县委机关驻地有四百多里，草原荒芜、人烟稀少，匪徒出没无常。廖永和同一个蒙族出身的文书，骑着两匹马到了德令哈。第二天，便有蒙族老乡报告说：从新疆来了一批土匪，前面的十九人，已经到达，叫准备粮草，说后面还有二三千人。他们给德令哈附近、海西的大王爷送了礼物。大王爷给了帐篷，给了牛羊等食品。廖永和得到情报的第二天，就派人与大王爷松安邦杰力联系。这个人很反动，摆架子、不接见。情况非常紧急！经过同贫苦牧民密商，廖永和便借大王爷的名义，“请”来了两个土匪头子。
一见面，那两个家伙知道中了计，想退回去，可是巳经晚了。廖永和说：“我是把你们找来谈判的。”接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宣传党的政策，迫使这两个头子下令交出十二支步枪、一挺机枪、一支手枪、几十颗手榴弹和一些子弹。廖永和派两个老乡把这两个自称“连长”、“排长”的人送到县里。县里派来一个排的武装把余下的十七人也带走了，以后又转送到西宁。经审讯，这十九个人原来是在新疆搞叛乱的伪军残部。那两个头子不是什么连长、排长，而是叛军的师长、团长。说什么后面还有二三千人，全是骗人的假话，虚张声势罢了。这伙叛匪逃到柴达木，是为了勾结海西左盟监长、蒙古的大王爷松安邦杰力共同扩大叛乱的。瓦解了这伙匪徒，粉碎了这些民族败类的罪恶阴谋，就保住了海西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此，上级党委还表彰了廖永和，称赞他为革命立了新功。
解放后，廖永和长期工作与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在海西蒙藏哈萨克自治州担任县长、县委书记等职。那位伴他养伤、被头人抓去当奴隶的小何同志，解放后，也在肃北蒙族自治县当了乡长，后来任副县长。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次打听，廖永和得知家里的地址和父亲的下落。一九五四年冬，他回家乡探亲。他的家已由金寨关庙的大埠口搬到了汤家汇的竹畈村，他父亲和叔父还住在一起。冬天的太阳，显得格外温暖，故乡的山山水水更加吸引了他这个少小离家的游子。到了家门口，见到有十多个人正在向阳的墙边聊天、边晒太阳。廖永和就问；廖永春（他弟弟）家住在哪里？一位妇女误认为他是县里的工作队，原来她就是廖永和的嫂子，一九二九年参加过革命，现在是妇女代表。廖永和的小侄儿在一旁看出了眉目、搞懂了情况，就忙着喊：“四老（即四叔）回来了!四老回来了!”一阵叫喊，聚来的乡亲更多了。父亲出来看见廖永和，激动过度，当场昏过去了。姐姐来看他，没说话，也哭死了过去。原来，当年的护士长胡传基，自苏里石洞分别后，辗转回到了家乡，他向廖永和的父亲说了当时的情况，家里人都认为廖永和早已不在人世了。所以，后来当廖永和写信给父亲时，父亲还以为是哪位好心的同志冒名写信安慰他的呢。现在，亲人重逢、悲欢离合，既是伤心、更是喜悦，全家人尽情地放声大哭一场。
廖永和经常对亲人和同志们说：在河西走廊，几乎是全军覆没，我在柴达木流浪飘零十二年，过着难以忍受的苦难生活。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解放了全中国、再次解放了我！（本文参考了廖永和口述、顾旭整理的回忆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