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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社安徽讯（首席记者侯震斌 特约记者赵建军 苏月建 郭永昌 李来兵 贾海亮）开国将帅们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重大贡献，比如，皖西人民的“女婿”刘伯承、金寨籍将军----洪学智、张行忠等。他们不仅劳苦功高、战功显赫，身份特殊、军衔独特，而且，爱情故事同样也是别具一格、与众不同。
一、长征途中结伉俪
汪荣华，1917年出生在六安郝家集的一个贫寒农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初，被调到川陕省委少共妇女部担任巡视员。 1935年6月中旬，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2个月后，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向阿坝和班佑地区开进。
时值初秋，红四方面军将士前进的道路上，是纵横数百里、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过草地前夕，川陕省委组织了一个包括汪荣华在内的随军行动地方工作队。经过5天的行军，汪荣华所在的左路军于8月下旬到达阿坝地区，工作队马上开展工作，向藏胞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政策。可就在这时，张国焘也在阿坝召开会议，再次公然分裂党和红军，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打击朱德、刘伯承等坚持正确主张的同志。
一天，汪荣华等突然接到命令，部队要往回开拔南下川康。第二次过草地前，川陕省委机关解散了，汪荣华和另外四位女同志被调到驻在川康边界杂古垴的总参谋部四局工作，开始接触刘伯承同志。汪荣华第一次见到刘伯承，是在1925年6月底的一天早晨，她们刚刚吃饭就接到通知，要求机关工作人员整装列队欢迎中央代表团。那天阳光灿烂碧空如洗，在杂古垴山寨的街头，站满了欢迎的人群。上午9时左右，中央代表团来了，人群里爆发出一阵阵响亮的口号声和掌声，整个山寨沸腾了！中央代表团有十几位同志，其中有2位尤其引人注目：一位是头发斑白，有学者风度的林伯渠；另一位是戴着眼镜，有军人气质的刘伯承。汪荣华问站在身边的陈明义：“那个戴眼镜的是谁呀？”他说：“是刘伯承总参谋长。”
汪荣华在总参四局工作，和刘伯承见面的机会很多，经常在一起行军。从第二次过草地到爬雪山，有时汪荣华掉队，刘伯承就热忱鼓励她勇往直前。深秋来临，寒风凛冽，天气变化多端。红军战士们身着单衣，在无垠的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冷的冰水里，其痛彻骨。草地里，不仅气候多变，有些地方还有不容易被人识别的泥潭，一不小心就会陷进去。有一天，汪荣华就亲眼看见一匹马掉到泥潭里，不一会儿只剩下一个马头了。进入草地后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汪荣华就把携带的一袋青稞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在这渺无人烟的沼泽地里，到哪里去找粮食呀？！大家只得吃野菜，有的战士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先把皮上的毛烧掉，再用水煮烂吃。在草地里由于粮食奇缺，不少同志倒下去了！
在军务异常繁忙的情况下，刘伯承还经常抽空教汪荣华学政治、学文化，给她讲历史。刘伯承诚实朴素、平易近人，办事严谨、知识渊博，令汪荣华十分敬重。尽管当时刘伯承正在遭受迫害，可一点也看不出他有情绪，刘伯承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深深感染和鼓舞着汪荣华。在行军时，汪荣华经常听到指战员们赞扬刘伯承能征善战、道德品质好。随着彼此接触增多，他们渐渐地由熟悉而产生了感情。可当刘伯承向汪荣华提出婚姻问题时，汪荣华有些顾虑，她觉得二人之间的经历、学识等相差较大，不太合适。刘伯承诚恳地向汪荣华解释：“我们的结合是自由恋爱。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可谓志同道合，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经他一解释，汪荣华欣然答应了。但此时刘伯承却被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被调到红军大学当校长，实际上就是军事教员，因而他们暂时无法结婚。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历尽千难万险在甘孜地区会合了。随后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他们第三次穿过茫茫草地，再受沼泽之苦。在快过完草地时，刘伯承提出去二方面军工作，张国焘勉强同意。8月初，汪荣华终于走出草地，随刘伯承来到甘肃成县曲子镇。在秋风送爽大地铺金、全军沉浸在三大主力即将胜利会师的欢乐海洋中，汪荣华和刘伯承就在曲子镇这个靠近清源河的甘南小镇上结成了终身伴侣。婚礼上没有鲜花，也没有丰盛的酒宴，只有战友们的衷心祝愿；没有崭新的被褥，只有跟着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的简单行李；更没有红烛新房，真的是天作罗帐地作床！而天上那轮月亮，仿佛象征着他们爱情的纯洁光明。在他们相识的这段时间里，从杂古垴相见到共同走过雪山草地，他们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在这样的环境里结婚，他们依然感到很幸福！
二、一次恋爱“定终身”
女红军张文和洪学智上将在长征路上喜结良缘后，他们虽然辗转南北、多次离散，但始终是恩爱有加、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70多个年头。可是，有谁能想到他们当年只谈了一次恋爱呢？
1936年5月30日，张文所在的红四军在雅砻江畔召开运动会。各项比赛结束后，主持人突然宣布：欢迎供给部女兵班的同志给大家唱个歌。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坐在主席台上的军首长也鼓起掌来欢迎。
张文是班长，只好硬着头皮站起来，带着女兵班列队走上主席台。张文领唱了《打骑兵歌》和《捉活牛歌》。
飒爽英姿、嘹亮歌声，打动了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洪学智，他“盯”上了张文。
当晚，军参谋长陈伯钧的爱人何克春就来找张文，然后把她领到了供给部谢政委的办公室。一进门，张文看见军长王宏坤和他的爱人冯明英，以及谢政委都在，张文吓了一跳，很明显这些人都是冲她来的。张文低着头，站在屋子中央，不知所措。
冯明英一把将张文拉到她的身边坐下，亲切地对她说：“今天你们班歌唱得很好啊！”
张文连忙说：“不好，不好。”
谢政委接着问张文：“你认识军政治部洪学智主任吗？”
张文立即摇头回答：“不认识。”
其实张文说不认识是假话。她参军后，在被服厂见过洪主任，还听他作过报告。在长征路上，张文还经常看到他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洪学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谢政委一口气对张文说了洪学智的很多优点，在一旁的王军长也笑容可掬地对张文说：“小张同志，我和明英想介绍你和洪主任认识一下，你看怎么样啊？”
在张文的老家四川，女孩子的婚姻大事全由父母做主，现在参加了红军，由谁帮做主呢？张文这样想着，面对军长的调味，她支支吾吾地，不知说啥才好。
谢政委看出了张文的心事，就关切地说：“这件事先不定，你自己考虑一下，也征求一下你二哥的意见吧。”
于是，张文连夜找到她二哥。他二哥可是个直爽人，当场表态：婚姻大事，只要你愿意，我不会说半个“不”字。
第二天，张文按照何克春的指导，走进了洪学智的办公室。他见到张文来了，便微笑着站起来让座。
洪学智开门见山说：“谢政委、王军长找你谈过话了？”
张文点了点头。
他又问：“你有什么意见？”
张文说：“听组织上的。”
洪学智哈哈大笑起来，说：“那是我个人的意见，几位领导都同意，所以，咱们个人的事就变成了组织的意见。”
接着他又问张文：“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张文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先是摇了摇头，紧接着又频频地点头。
就这样，张文和洪学智的第一次谈话，就达成了“婚姻协议”。
6月1日晚，张文和洪学智在军政治部办公室举办了简朴而又热闹的婚礼。军长、政委、参谋长等首长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三、两次婚姻大不同
张行忠将军,1913年生于安徽省金寨县竹畈村。16岁参加红军,转战大半个中国,很多经历都很奇特，尤其是他的两次婚姻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
第一次婚姻是“大悲”。1930年底,当时鄂豫皖苏区红军和根据地都有了很大发展,各级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影响以及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一些出身富有家庭的青年男女,也都向往革命队伍。
张行忠家乡的王姓是个旺族,王三老爷的闺女王明佳,是位熟读诗书而又文静的淑女,但是，由于出身不好,家里又管得严,所以想参加革命,却总不能如愿。已参加红军卫生队的张行忠堂姐张行玉,原是王明佳的使唤丫环,她给王明佳出了个主意:嫁个红军,成为红军家属,参加革命就容易了。经过张行玉的反复动员,王明佳同意了。问她嫁谁？张行玉说:“我有个堂弟叫张行忠,现在是红军排长,年纪比你小一岁,人很忠厚,你如愿意,我保证能成功。”王明佳要求先看人再定,张行玉说:“这个容易。”一天晚上,张行玉把王明佳带到自己家里,又带信叫张行忠到她家来、有事商量。张行忠来到张行玉家问有什么事，张行玉便将实情告诉他，当时，屋里只点一支松明子（当时大别山贫苦人家晚上没有油灯，多数是燃烧一种含油脂的松树枝子照明），虽然张行忠和王明佳相互见了面，但谁也没有真正看清对方的模样，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张行忠就害羞地溜出去了。张行玉撵出来问张行忠有什么意见，张行忠说没意见。
3天后的一个晚上，王明佳瞒着家人，由张行玉带到张行忠家，和张行忠拜了天地。可半夜时部队突然来通知，说有紧急任务，要张行忠立即归队。张行忠穿衣下床，只对王明佳说了句：“我是红军的人，身不由己，有机会我就回来看你。”说完，便回部队去了。这以后，由于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区连续发动大围剿，张行忠随部队到处转战，一年多未回家一趟。王明佳由于是红军家属，又有文化，和张行忠结婚3个月后，被地方苏维埃政府输送到红军部队当卫生员。
张行忠后来回忆说：“结婚那天晚上，和初见面那次一样，也是点的松明子，互相也不好意思细看，只是半夜时光的夫妻，只记得大体模样……”1931年9月，张行忠已当了连长，在湖北孝感与敌人作战时，腿部负了伤，住进了红军医院，子弹取出后，就由一位女护士天天给他换药。他们互相好像有点认识，但那时红军纪律相当严，内部又正在搞肃反，思想、行为稍为不好，就会被戴上反革命或改组派、第三党的帽子，就要杀头。因此，张行忠既怕害影响自己，也怕害影响她，所以也不敢明白地问她，但她对张行忠好像是特别关照，医院里只要有好吃的，她总设法给张行忠多弄一点。当时白糖很珍贵，她不知在哪弄了一小包放在张行忠的挂包里，每天来换药，就用开水化一碗给张行忠喝。张行忠非常感激！但只能用眼神传话，因当时伤病员多，怕引起误会和麻烦。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张行忠能下地走路了，一天下午，她说：“你应该出去活动活动，你帮我去洗绷带好吗？”张行忠说当然可以，便和她来到河边上，她洗，张行忠帮她在竹竿上晒。张行忠终于憋不住了，问她：“听口音，你好像是商城人（汤家汇当时属商城县），是不是？”她说是，家住商南竹畈。张行忠又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王明佳，她又问张行忠叫什么名字，张行忠说，我叫张行忠。他俩都明白了，不知说什么好，只顾流泪。这时又来了两个洗绷带的护士，他俩赶快擦干眼泪，装着互不认识的样子，但毕竟掩饰得不那么自然。这两个护士认为他俩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就向组织作了汇报。当晚，王明佳就被组织上叫去谈话。当时医院有部分国民党的俘虏医生，其中确实有个别国民党特务，所以肃反搞得特别厉害。谈过话，王明佳就被关起来了，不知她是怎么向组织交待的，由于她出身不好，没几天便被杀了。张行忠听后，心里十分难过，心想：若不是和我有那半夜夫妻的历史，她也不至于丢了一条年轻的生命。
她虽然死了，但张行忠也脱离不了干系，保卫局很快找他谈话，要他交待和王明佳的不正当关系。张行忠当时心里很矛盾，本来是光明正大的夫妻关系，却不能承认。就算承认了，组织上也不会相信。他那个堂姐已经在一次战斗中转移伤员时牺牲了，因此，也找不到人证明，张行忠心里想：王明佳死的就很冤枉，我不能再无中生有地往她身上泼脏水，于是就坚决不承认和王明佳有什么不正当关系。他被关了半个月，不管怎么审，他死活不承认。因为张行忠的出身好，最后只得把他放了。张行忠如果不是出身好，肯定也是和王明佳一样的下场。张行忠回部队后，当了一阵子担架员，不久又当了连长。事隔多年，想起当时的情况，张行忠心里还是疼得慌，他说，那是一场历史悲剧啊！
第二次婚姻是“大喜”。1943年，张行忠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担任学员队的队长，校长徐向前，学员多是来自后方的抗日青年，其中有很多女生。刘伯承夫人汪荣华也是大别山人，在学校里负责妇女工作。这时，张行忠已31岁了，按照当时的标准可以结婚了。张行忠早已够格了，也有很多机会，但张行忠总忘不了和王明佳那半夜夫妻的恩情，因而自己总是不大积极，所以很多次机会都错过去了。
一天，汪荣华对张行忠说：“老张，你该成个家了，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张行忠未置可否。第二天晚上，身材苗条、长相甜美的女学员许复生便来到张行忠办公室，说：《论持久战》有些地方看不大懂，要张队长给她辅导一下。张行忠便根据她提的问题，作了些具体解释。当她看到张行忠的几件没洗的衣服，便要拿去帮助洗，张行忠不让，许复生只得扫兴离去。第二天晚上，许复生又来了，说昨晚手套丢在这里了，并主动问张行忠家住什么地方，家里还有什么人？张行忠只顾帮她找手套，对她的问话也没听清楚，只是恩阿地胡乱应两声，许复生只得又扫兴离去。第三天晚上，许复生还是来了，这次她是送衣服来的，她是昨天趁张行忠没有注意把他换下的衣服拿去洗衣了。张行忠表示感谢，并问了一些她的学习情况，她很认真地作了回答，并主动地介绍了自己家乡和家庭情况。可当她问张行忠家住在什么地方，家里还有什么人时，张行忠总是不具体回答。只道家在大别山，和家里好多年没有通信了，不知还有些什么人，并且拿起针线包，穿针引线，补起衬衣来，许复生说：“队长，我来帮你补吧，你给我讲一段《论持久战》，咱们工换工”，说罢，便伸手来拿张行忠手里的针线，张行忠说自己会补，不肯给她，二人争夺间，一不注意，针扎了许复生的中指，许复生一声惊叫，一滴血珠从中指冒出来，张行忠便找来一场沙布帮许复生包扎，问许复生疼不疼，许复生反问：“你说疼不疼？”张行忠说：“我身上负了4次伤，背上一处还是敌人刀砍的。当时真没感到疼痛！”许复生说：“俗话说，刀砍不疼，针扎的疼，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张行忠看看表说：“哟，快10点钟了，你赶快回去吧，要熄灯了，回去迟了，要挨批评的。”许复生说：“队长找我谈话，谁敢批评？”张行忠说：“对，领导要批评你，你就这么说。”许复生这次虽然又是不得要领的走了，但心里多少有点快慰。
第四天晚上，汪荣华来了，直截了当地问：“老张，我给你介绍对象，可是徐向前同志吩咐的，人家已经到你这来几次了，你对人家一点热情都没有，那姑娘都气哭了，还说我有意作弄她，你看怎么办？她的手指还叫你给扎破了，明天上午实弹演习，我不让她去了，叫她在我办公室等你，愿不愿意，你给人家一句话，不要误了人家青春。”张行忠这才动了心，说：“谢谢徐校长和汪大姐的关心，我明天上午去就是了。”这次婚姻，在徐向前和汪荣华的关怀下，终于顺利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