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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社安徽讯（首席记者侯震斌 王红卫 赵建军）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以来，对红四方面军宣传得不多、肯定得不够。实际上，自强渡嘉陵江、攻克剑门关，揭开红四方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之后，八万雄师劲旅、浩浩荡荡西移，破坚阵、摧强敌，挺进川西北，最终在雪山脚下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其间，由于张国焘的阴谋夺权、曾经导致了红军的一度分裂，红四方面军由此走上了一条漫漫的长征路。在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辗转长达一年之久，数万将士的鲜血洒满西北疆域……但是，英雄的红四方面军最终还是用生命和鲜血战胜了恶劣的环境、反动的武装、错误的路线，夺取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因此，与其他三支长征队伍（中央红军、红25军及红二、红六军团）相比，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显得更加艰难曲折、更加悲壮震撼、更加可歌可泣，并且鲜为人知、充满传奇和神奇。特别是后来的西路军奉命渡河西征之后，与马家骑兵展开了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凯歌。 下面，着重向大家介绍红四方面军的成长经过特别是长征经过以及红四方面军为长征胜利所做出重大贡献。
红四方面军的发展经历相当复杂、相当艰辛、相当惨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团，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主要诞生于安徽省金寨县。
红四方面军的诞生。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七里坪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4军和红25军（直接诞生于金寨）组建而成，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共8个师、1个旅、2个团，其中6个师、1个旅诞生于金寨，时为仅次于中央红军的军事力量。
红四方面军的转移。1932年7月开始，国民党军队以30万人的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起围剿，这是全国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一部分。由于多种原因，这次反围剿战斗失利。9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金寨，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部和主力红10师、红11师、红12师和红73师转战陕西南部，12月转移到四川、陕西边界地区，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留下的红75师及各独立部队组建成新的红25军，由沈泽民负责领导、坚持游击战。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击败了川军的“三路围攻”，力量得到迅速发展，遂将所辖四个师升格为军，依次改编为红4军、红9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参谋长王学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红30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和红31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才），又将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33军（军长王维舟、政治委员杨克明、副军长罗南辉），共辖5个军，总兵力达8万人。8月中旬至10月底，红四方面军发起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大战役，开拓了大片根据地新区。10月至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再一次击败以刘湘为首的川军的六路围攻，歼灭大量川军部队，并缴获众多武器物资，大大充实了红四方面军的实力，使川陕革命根据地到达顶峰时期。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1935年3月开始长征，1936年10月结束长征。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并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境地区的作战行动，决定发起嘉陵江战役。国民党川军邓锡侯第28军和田颂尧第29军共52个团的兵力，布防于广元至南部长约300公里的嘉陵江西岸，企图凭借嘉陵江及其西侧后剑门关险要地形，扼住红军西进发展的通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决定集中方面军主力，分成第1、第2两个梯队，选择守军防御薄弱部位实施多路而有重点的突破，尔后向两翼及纵深发展，进占嘉陵江、涪江间广大地区，求得在运动中大量歼敌。夺取嘉陵江渡江作战胜利后，红四方面军随即对各部进行了充分准备，并于3月上、中旬攻克仪陇、苍溪，扫清了渡江障碍。28日晚，战役开始。至4月21日战役结束，历时24天，共歼国民党军12个团多约1万人，攻克县城8座，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100余公里的广大新区，为红四方面军向川甘边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8月，两军混编共同北上，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军总司令部为左路军。不久，张国焘率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率领左路军重过草地，向南退却到天全、芦山、大小金川等地。南下途中，部队损失严重，付出了重大代价，红军由南下时的10万之众锐减为4万余人。在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一再电令下，1936年3月，南下部队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地区，向西康东北部转移。4月上旬，攻占道孚，炉霍、甘孜等地后，部队进行了整编。6月，红四方面军与长征到达甘孜地区的红2、6军团会师。7月2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2、6军团正式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红军总部决定将第32军编入二方面军建制。这时，张国焘在党中央的耐心争取和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同意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编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北进。7月27日，中央批准红二、四方面军组成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10月9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红四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5月开始，到1936年10月结束，历时17个月，三过雪山草地，经过了四川、西康、青海、甘肃4个省，翻越了伏泉山、千佛山、夹金山等18座高山，渡过了嘉陵江、岷江等4条大江，行程一万余里。
红四方面军的西征。1936年10月下旬， 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5军、第9军、第30军，共21800余人，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西渡黄河。11月10日中央军委电令授予渡河部队“西路军”称号，指示组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并指定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统一指挥西路军的作战行动。西路军统率第5军、第9军、第30军和骑兵师。由于敌人的强大和处境的恶劣，经半年的征战厮杀，付出了重大牺牲，到1937年4月，西路军终遭失败，余部的一部800多人由李先念等率领转战祁连山，在中央代表陈云的接应下，至新疆后返延安；另一部900余人在王树声、李聚奎等率领下分散游击绕回陕北。徐向前与秦基伟在警卫全部战死的情况下，乔装商人艰难返回陕北。陈昌浩突围后，在当地一湖北老乡家隐藏近半年，寻找党组织未果，返回湖北老家，三年后返回陕北。
红四方面军的整编。1937年8月，红四方面军余部和红29军等整编为八路军第129师，红四方面军结束了艰苦的历程，广大指战员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周围，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投入抗日战争。
红四方面军为长征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红四方面军勇于探索、敢创新路，为中国革命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和大胆的实践；他坚定的理想信念、顽强的革命意志、伟大的牺牲精神、永跟党走的不变初心，特别令人感动、为之动容；他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危险，广大官兵的信念不变、阵脚不乱，从容面对、视死如归；他牺牲巨大、损失惨重，命运多厄、可歌可泣，值得肯定和应该弘扬的东西很多、很多。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所起的积极作用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强渡嘉陵江、拉开了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序幕，配合了红一方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二是打胜了包座战役，为实现党中央北上方针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是在南下过程中，打击了敌人、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四是促进了甘孜会师，接应了红二方面军。五是与二方面军携手北上，加速了三大主力会师进程，胜利地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巨大贡献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长征前，红四方面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为长征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红四方面军创建了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川陕苏区。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突围，经鄂豫西入陕，两越秦蛉、涉汉水、翻大巴山，行程三千多里，歼敌一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十几个师的围追堵截，于12月下旬，转移到川陕边界地区。这次战略转移保存下来15000余人的红军主力，为创建川陕苏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当时川北军阀田颂尧正在成都参加刘湘与刘文辉的军阔混战，红四方面军趁川北空虚之机而入，迅速攻占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随即深入通、南、巴各县农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武装，进行土地改革等多项工作。1933年2月，在通江先后召开了中共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相继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工农兵政府。从此，川陕新苏区初步建立起来。
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和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持，川陕苏区后来发展成东起城口，西至嘉陵江，北据镇巴、宁强，南控营山、渠县，纵横20余县，面积2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700余万的新根据地。川陕苏区的创建与发展，对全国红军从南到北的战略大转移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战略意义。
红四方面军有力地打击和削弱了四川军阀的势力，发展壮大了红军队伍。川陕苏区是红四方面军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从1933年1月到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在创建与保卫川陕根据地的过程中，接连不断地取得了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首先，进行了反对田颂尧三路围攻战役，粉碎了田颂尧的29军38个团、近6万人的三路围攻；使田军损失过半，余部退守嘉陵江岸。接着，发起了仪南、营渠、宣达三次战役。仪南战役，进一步打击了退守在仪陇南部地区的田颂尧残余军阀势力；营渠战役，重创了盘据在营山、渠县的杨森的20军；宣达战役，歼灭了国民党盘据在宣汉、达县、万源、城口地区刘存厚的大部分川陕边防军。最后，进行了反对刘湘六路围攻战役。这次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发展史上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艰苦的一次战役。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徐向前的直接指挥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们以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及其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历尽艰险、排除万难，浴血奋战10个月，最终以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敌8万余人，取得了这次战役的最后胜利。
经过以上战役，四川大小军阀的势力，除刘文辉的24军外，其余的都遭到了红四方面军不同程度的打击。据不完全统计，在上述战役中，约30万的四川军阀势力共计被歼灭11万多人。四川军阀在遭到红四方面军的打击后，不仅兵力大减，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他们慑于红军的威力，不敢对根据地再轻举妄动，从而使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后期，能够腾出时间和精力来策应、支持中央红军长征。
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红四方面军也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并以缴获的大量枪支、弹药、军用物资，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到1933年11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由原来的4个师15000多人，扩大为5个军8万余人，并积累了同四川军阀的作战经验。所有这些，都为配合、支持红一、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准备了一些必要的条件。
长征期间，红四方面军积极配合、大力支持中央红军，勇往直前不后退、冲锋陷阵战在前，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党中央的路线走上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中央红军也开始走上了转败为胜的道路。但是，中央红军后来之所以能够胜利地到达陕北，完成长征计划，除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中央红军的艰苦奋斗、英勇作战外，与红四方面军的有力配合是分不开的。
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入川、开始了长征。早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不久，红四方面军在清江渡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上，就着重地提出了要对中央红军的西征行动，给予积极的配合。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派一个师接应中央红军北上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据地。此外，红四方面军又得到红25军到豫西一带活动的消息，也需要接应。针对这种情况，经过反复研究，红四方面军决定，西渡嘉陵江向川陕甘边界地区发展。
1935年1月22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向赤水前进。同时，党中央和军委令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红一方面军北进。从此，红四方面军就把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当作自己最主要的战略任务。于是，回师汉中，发动陕南战役，以迷惑川军，使其北调；同时，派一部分部队迅速做好从南面渡嘉陵江的准备。当陕南战役达到了预期目的和做好了渡江准备之后，红四方面军就胜利地进行了西渡嘉陵江战役，紧接着又进行了彰明、中坝战役，共击溃敌人20余个团，歼灭敌人12个团以上，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边，西至北川，南抵梓潼，北到青川、平武的广大地区，这无疑是红四方面军策应中央红军的一个重大步骤。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时，红四方面军已从川陕苏区撤出，集中于涪江流域的江油、中坝地区。
蒋介石为防止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命令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和川军刘湘、邓锡候，孙震、李家钰等部，互相配合，以江油、中坝为中心，对红四方面军实行东堵西截、南北夹击。
为打破蒋介石的堵截夹击部署，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先后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西进，开始了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的艰苦长征。
---- 红四方面军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努力创造条件，胜利实现了两军会师。当徐向前总指挥率红9军、红30军主力西进，突破川军邓锡候部3万余人的三道防线，夺取了进入川西北的咽喉要地土门险关，先后占领茂县、理县的时候，中央红军已进入川康边，正经会理、冕宁北上。两军会合，指日可待。为了充分做好迎接中央红军的准备工作，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召开会议，确定由30军政委李先念率该军第88师及9军25师、27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并要求各部队做好两军会师前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央红军。于是，从前线到后方，从机关到连队，从地方政府到人民群众，都投入了为迎接中央红军的热烈准备中。
当中央红军渡过天险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向宝兴急进时，李先念已率领迎接中央红军的部队，先后攻占了懋功（现小金）和夹金山北面的要镇达维。至此，红四方面军控制了松潘以南到夹金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做好了迎接中央红军的一切准备工作。
1935年6月中旬，红一、红四方面军于懋功胜利会师，打破了蒋介石企图各个击破红军力量的计划，集中了红军的力量，为红军在西北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红四方面军冲锋陷阵，打破敌军封锁，为实现党的北上战略方针开辟了道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蒋介石在成都的行辕和其幕僚们研究了川西的地形之后认为：“红军分据千里山岳番民地区，东扼岷江，西迄大小金川至通河（即大渡河上游）边，北至松潘附近之叠溪，南至懋功，处处设防，几万红军兵力不够分配，且川康边陲民众游牧为主，宗教迷信浓厚，粮食只有青裸、玉米等杂粮，加以天气奇寒，夹金山以北为终年不化之雪山，松潘草地乃北面天然屏障，飞渡不易。因此，北堵南追、集中主力封锁，红军插翅难逃。”于是，蒋介石召集川军各路总指挥刘湘、李其相等人到成都开会，他亲自部署包围、封锁红军的计划，要求川军各路集中20多万兵力，在四川“剿总”的统一指挥下，同心协力，迅速压迫红军于岷江以西地区，企图困死红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不利于大批红军的活动与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当时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力量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她，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当红一、红四方面军为实现党的北上战略、方针到毛儿盖时，蒋介石命令薛岳率部于8月上旬将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活动在陕甘边界风县、两当地区的红25军堵截，以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联防；以三路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集中于松潘、腊营、黄胜关，并以胡宗南部进入上下包座担任封锁，堵截红军主力北上。
于是当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时，急令其49师伍诚仁部向包座增援，企图会同其原在包座驻防的独立旅2团，在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线，堵住红军北上甘南的通道。
此时，按照党中央预定的路线，上包座已是红军北上甘南必经的门户，因此，夺取上包座，打破敌胡宗南部的封锁，就成为红军北上甘南的关键。
党中央率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以后，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考虑到三军团尚未通过草地，一军团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的具体情况，提出建议由四方面军的30军、4军承担包座战斗的主攻任务。对此建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非常满意，给予了批准。
为制定和实施包座战斗的作战方案，徐向前曾不畏艰险、亲临前沿阵地侦察地形，研究制定具体战斗部署。
包座战斗以前，毛泽东曾经接见过红30军政委李先念和副军长程世才，同他们进行亲切谈话，并着重地谈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李先念、程世才决心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打好包座战斗这一仗。
包座战斗开始后，李先念、程世才率领30军，先以攻坚战的形式，歼灭了大戒寺守敌2个连。接着以运动战的形式诱敌深入，当敌49师被诱入我军伏击围内后，又将敌分割为三段，逐段将敌歼灭。在歼敌过程中，战士们冲入敌群，用手榴弹、刺刀和大刀同敌人厮杀，前仆后继，整个战场都展开了肉博战。特别是在最后一段歼敌过程中，几乎每一步都洒下了烈士的鲜血。有的战士，一只胳膊被打断了，另一只手还紧握着大刀。他们吃的是野菜、树皮，为人民贡献出的是鲜血和生命！
与此同时，红4军10师也向求吉寺守敌发起猛攻，徐向前总指挥也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敌被歼1个多营后，敌军残部继续凭险固守。寺庙院墙又高又厚，敌人在庙后山上筑有固工事，控制着制高点，我军缺乏重武器，攻坚极端困难。
随后，红30军和红4军10师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徐向前的直接指挥下，发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艰苦奋斗、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终于以千人左右的伤亡代价，取得了歼敌49师及独立旅1个团共5千多人的胜利。
包座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困死红军于雪山草地的恶毒计划，打开了红军北上甘南的门户。这是红四方面军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为实现党的北上战略方针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此后，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方针与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相对抗，造成了红军的分裂。红四方面军因为没有服从党中央北上的命令，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南下的命令，从而也走向了更加艰苦曲折的道路。
南下期间，红四方面军依然做出了许多积极的贡献和有益的工作。
1935年9月，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及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南下，另立“中央”，破坏党的纪律，分裂党，分裂红军，向四川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使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约8万余人减员到4万余人。
红四方面军南下，总的战略方向上是错误的，但这个责任应该由张国焘个人来承担。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从南下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期间，仍然做出了一些积极的贡献。
红四方面军挫败了川军，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配合了转战于湘鄂川黔的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南下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四川的军阀势力。首先，在绥、崇、丹、懋战役中，击溃了杨森、刘文辉部6个旅，俘获人、枪3千，攻占了丹巴、懋功两城和绥靖、崇化、达维等重要村镇。接着，又在天、芦、名、雅战役中，歼敌2万多人，攻占了宝兴、天全、芦山、名山等城镇，并一度攻占了荥经、汉源，从南、北、西三面形成了对雅安的包围。这不仅使四川军阀感到恐惧，也令蒋介石为之不安。“1935年10月间，蒋介石召张学良、顾祝同、陈诚、薛岳、刘湘到四川开会时，曾决定集中主力作‘彻底消灭红军’的部署。会议采取的主要措施是调薛岳的二路军4个军东下，加入川鄂边归陈诚指挥的战斗序列，进攻红二方面军。后因红四方面军在11月间从草地回师，重新占领宝兴、芦山、名山、荥经、汉源，并包围了雅安地区，蒋乃停止薛岳的所部东调、改令该部西开，协助川军全力进攻川康边区红军”。
以上可见，红四方面军在南下时期对川军的军事打击，引起了蒋介石军事战略部署的变化，牵制了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薛岳部4个军14万人左右的兵力，这在当时的军事战略上，毫无疑问是对红二、六军团的重大配合。
为两军会师后北上做好准备，有效地掩护红二、六军团胜利到达甘孜。天芦名雅战役以后，红四方面军面临两种不利情况：一是敌情严重，在其所处地区的南面和东面，有薛岳指挥的7个师和归刘湘指挥的川军100多个团；二是其所处地区人口稀少，物产贫乏，兵员、被服、粮食等项补给十分困难。
1936年2月中旬，敌薛岳部配合川军主力向天芦地区大举进犯。红四方面军在强敌围攻、补给困难的情况下，被迫撤出天芦地区，经懋功向西康转移，到3月下旬，先后攻占了道孚、炉霍、甘孜、瞻化、泰宁等城镇，控制了东起憨功，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靠草地的广大地区。
从建立根据她的角度看，这个地区显然是不具备条件的，因此，张国焘南下川康边的战略方针是完全错误的，但从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会师北上的角度看，占领这个地区，确实是个有利条件。
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入西康，分两路沿大雪山西麓及金沙江东岸北上。在这之前，蒋介石就慌忙飞往成都，急令位于康定、雅江地区的53师李抱冰部进行堵截。为打击李抱冰部，红四方面军以32军和4军一部由道孚向雅江进攻，先后攻占索俄洛、雅江城、西俄洛、理化，控制了雅江地区，堵住了李抱冰部西进截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保障了二、六军团北上右翼的安全。李抱冰惧怕红军切断他与后方薛岳部的联系，遭打击后不敢轻举妄动。于是，红二、六军团于7月初顺利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从二、六军团结束了长征以来孤军转战的最艰难岁月，宣告了蒋介石企图消灭红二、六军团计划的破产。
红四方面军在党中央团结北上方针指导下，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冲破敌军堵截，胜利实现了会宁会师。为了团结全党早日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早在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党中央就对红四方面军领导提出了在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迅速北上的战略方针，并决定由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北局。在党中央的帮助下，张国焘终于在其错误路线的轨道上回转过来，同意了北上的战略方针，并正式宣布取消了“伪中央”。7月下旬，经党中央批准，西北局正式成立，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分左、中、右3个纵队，分别由朱德、徐向前、董振堂率领先后北上，红二方面军沿左纵队行军路线跟进。当两军过草地到包座地区时，蒋介石命令顾祝同派孙震的29军、邓锡侯的28军由川北入陇东堵截，命令朱绍良派王均的第3军、毛秉文的第37军、 胡宗南的第1军在陇南堵截，命令张学良派王以哲的67军、何柱国的骑兵军进驻平凉、固原堵截。为粉碎敌军堵截，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局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先后在岷州、洮州、西固地区和通渭、庄浪、静宁、会宁地区，组织进行了岷洮西战役和通庄静会战役。在这两次战役中，红四方面军担任正面主攻任务，从包座一直打到通渭，控制了会宁东南的广大地区。1936年10月初，为策应四方面军北进的一方面军攻占了会宁城。至此，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条件完全成熟。
10月上旬，红一、红四方面军首先在会宁会师。红二方面军从包座出发，经哈达铺往东转战于陕甘边界的徽县、风县、两当、略阳地区，完成了策应四方面军北进的任务后，也于10月10日到达会宁，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至此，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以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和红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事实说明，红四方面军在全国红军从南到北的战略大转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打破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没有红四方面军的有力配合和掩护，红一、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将会遇到更大更多的困难，遭受更多更大的损失。“南下”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于张国焘个人。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始终是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艰险、英勇苦战、忠诚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这些精神应该充分肯定！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征程中所做的巨大贡献和重要的历史地位应该充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