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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社历史专刊（首席记者侯震斌 特约记者苏月建 郭永昌 郭金全 冯晓伟 刘杰 贾海亮）汪少川，原名汪正安，安徽省金寨县燕子河镇人。1929年参加革命，曾任新四军第4支队手枪团政委、抗日游击纵队政委，高邮独立团团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在金寨，汪少川祖孙三代听党话、跟党走、干革命、建功勋的英雄故事和良好家风一直被传为美谈。
汪永熙：拿起刀枪闹革命，组建红色赤卫军
据了解，历史上，汪家就很不一般。唐宋年间，汪家祖宗曾率众协助官府剿灭当地坑害百姓土匪、山贼，受到朝廷的褒扬，有“唐封越国三千户，宋赐江南第一家”之说。自此，崇文尚武、济世报国的良好家风就在汪家延续传承。
汪少川的父亲汪永熙，是个非常正直、敢于担当的汉子。他们兄弟四人，他居长。父母双亡后，汪永熙在家中主事。其妻邓氏是个忠厚、善良的家庭妇女。汪少川出生时，大姐远嫁他乡，大哥汪正卿、二哥汪正国，汪少川排行第三。汪少川七、八岁时，家里又添了弟弟和妹妹。汪家人口多、负担重，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汪永熙并没有低头。他靠着身强力壮，领着两个儿子，一面租地主的地来耕种，一面帮地主打短工。不论风吹雨打，不管春夏秋冬，一家人长年忙个不停。可是，到了年末，交了沉重的租税外，粮食所剩无几。
汪永熙自小跟着上辈学了点医术，是村里的土郎中。农闲时，他就带着汪少川到山里采草药，配点偏方。乡里乡亲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来找他。一来是因为汪永熙心善好客；二来绝大部分都是穷苦人家，囊中羞涩看不起病、买不起药。汪永熙对穷人分文不取；家境稍微好点的，也就收点微薄的钱粮用来补贴全家的生活。遇到官府和黑恶势力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时，他总会挺身而出、打抱不平。
汪永熙经常告诉家人要有一颗“济世”之心。这在年少的汪少川的心中种下了“为穷人着想”的种子，为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开展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22年，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汪少川的家乡燕子河地区广泛传播，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汪永熙深切地感受到，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有穷人的出路。于是，他就积极地参加农民运动，并当选为农会主席。在与土豪劣绅们的斗争中，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要保住农会和穷人的利益，就必须跟着共产党走、拿起枪杆子跟敌人斗！”1929年6月，汪永熙在燕子河以北的永福寺地区，组织了有400多人参加的红色赤卫军。在他的影响下，三弟、四弟（二弟体弱多病，常年卧床）和三个儿子都参加了赤卫军。当时，汪少川只有14岁，被安排在指挥部当勤务兵。汪永熙带领的赤卫军多次协助红军主力部队作战，有力地打击了当地的国民党保安团和地主反动武装，声威大振。
1930年6月，红一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国民党部队和地主民团立即进行疯狂反扑。汪永熙的赤卫军被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团和当地反动民团数千人重重包围。最终，寡不敌众，汪永熙的三弟和四弟壮烈牺牲，自己和大儿子汪正卿、二儿子汪正国，还有几十名赤卫军被俘。敌人抓住汪永熙后，将其作为共匪首领押送到流波。在此期间，汪永熙受尽严刑拷打，最后被砍头示众。汪永熙的两个弟弟、两个儿子也光荣牺牲。他们一家五口，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永跟党走的铮铮誓言。
汪少川：危难时刻显身手，南征北战竟风流
汪少川自小聪颖，犹得父亲喜爱。9岁时，一家人节衣缩食送他到村里私塾读书。他每天清晨五、六点钟就去上学，翻山越岭走10多里山路才能到学校。无论刮风下雨，五论酷署严冬，他从来没有耽误过上学。中午，他跟几个穷伙伴就在村头的破庙里就着凉水和咸菜，啃着杂粮和红薯充饥；下午放学回家，吃完留在锅里的剩饭，便点起棉籽灯，复习功课至深夜。
汪少川深知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学习十分刻苦，再加上天赋很好，对学过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不仅能倒背如流，还能正确理解其中含义。年年考试他都名列前茅，私塾先生夸奖他是个“过目不忘的神童”。可是，好景不长，因为地主收租越来越重，家里实在交不起学费，汪少川只好辍学回家。
父亲汪永熙心里是既爱又疼，爱是因为汪少川继承了汪家“崇文尚武、济世报国”家风中的“崇文”风气；疼的是汪少川本来是可以靠读书出人头地的，但是因为家里实在没有钱交学费而不能继续上学。不过，有幸的是，“尚武报国”的家风，已被儿子继承！
汪永熙无论是到山里采药，还是走街串巷给人看病都带着汪少川。他俩谈论最多的是“穷人为啥这么穷”。殊不想，这种自发式的父子聊天，在年少的汪少川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父亲带他走村串户，使他对家乡的地理山川了然于胸。这为他后来领导鄂豫皖红25军的团山便衣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30年6月赤卫军的那一仗，汪少川趁黑夜滚下了山崖，躲过了敌人的毒手。父亲、叔父和哥哥的惨遭杀害，使汪少川更加坚定了跟党走、干革命的信念。
家人被害、房子被烧，大嫂、二嫂均被以“匪婆”的罪名强行改嫁和卖掉，母亲只好带着年幼的弟弟、妹妹四处流浪。汪少川只好躲进深山，不断地打听党组织和红军的消息。当年冬天，红军主力终于打了回来，汪少川从深山走了出来，找到了党组织和红军队伍。母亲领着他们跪在父亲的衣冠冢前。汪少川发誓，一定要为亲人和乡亲们报仇。
1934年9月，红25军接到中央口信，要转出大别山，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和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找到汪少川，要他担任皖西第一支便衣队——燕子河团山武装便衣队的指导员，坚守大别山，安置伤病员，开展和建立一个游击根据地。此时此刻，留在大别山，面对形势和困难是何等严峻啊！汪少川想起了父亲的谆谆教诲，想到父亲、叔叔和哥哥们壮烈牺牲......他毅然决然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挑起坚守的重担。
在一次与敌人的对峙中，他忽然听到了熟悉的喊话声，“正安，正安啊！（汪少川原名汪正安），他们叫我喊你投降，投降了就没事啦……”原来是汪少川的母亲被敌人押到了阵前被迫喊话。汪少川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大声喊道：“娘啊，你不要怕，他们不敢治你！姓余的（敌营对手）,竖起你的狗耳朵听清楚，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有红军投降？你要是胆敢对我母亲下毒手，我不仅要杀你全家，还要你整个民团都陪着死！我还要警告你，红军很快就要打回来了，你自己积点德，给自己留条后路吧！”他伸手就死了了一个团丁。敌人被汪少川威慑了，不仅没敢动汪少川的家人，连红军伤病员也没敢继续搜捕。
在坚持大别山战斗的每一天，汪少川都会想起父亲的遗训，总是默默念叨：“爸爸，您的永跟党走闹革命的遗训我没有忘记，我们汪家‘崇文尚武、济世报国’家训我也牢记心中。”
1933年，在红25军的“大肃反”运动中，汪少川被莫名其妙地定为“反革命第三党”，不仅被缴了枪，还被捆绑关押起来，要他交代反革命活动情况。他竭力申辩“什么第三党，我根本不知道，只知道共产党……就是把我杀掉，我也是共产党！”最后，他被发配到师卫生部去做苦工、挑药担子。“只要说我不是反革命，革命工作我什么都可以干，至于对我的关押、拷打，我也就不计较了。”汪少川有一颗对党赤诚的心和宽阔博大的胸怀。
1934年5月30日，在河南光山县南部凌云寺那场激战中，汪少川多处重伤、昏倒在敌人的阵地前。黄昏时分，他苏醒过来，一步一个血印地爬回我军阵地。后来红军转移了，医护人员就把他藏在一个小石洞里。天气炎热，他的伤口发炎化脓，生的蛆虫在他脚上、腿上爬行。他连驱赶蛆虫的力气都没有了。就这样，他咬着牙，自己坚持用草药治疗，最终伤愈，回到红军队伍。
1939年高敬亭被错杀，汪少川也因为“是高敬亭最器重、最得力的干部”被降职，并不断调动岗位。
面对这些，汪少川牢记家风家训，牢记父亲教导，永远跟党话、始终跟党走，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屡建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省军区政治部主任，1955年任第31军政委，被授予少将军衔。
汪少川的爱人张少先，也是一位1934年入伍的老红军，一直在部队工作。1955年随汪少川一起到31军，后转业到厦门日报社，担任党总支书记。张少先为了支持汪少川的工作，主动放弃了多次晋升的机会，转业到地方工作。但是遇到紧急战备、组织上动员她带着孩子转移到后方时，她说：“一旦发生战事，报社是党的喉舌，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是书记就是指挥员，不坚守战斗岗位先撤离了，谁去带领同志们战斗呢？而且，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的爱人，首先考虑个人的安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再说，我也是一个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兵，遇到这点风险算不了什么！”这番话，不仅使组织上同意她留了下来，也得到了汪少川的支持。这件事，后来被厦门军民传为佳话，对稳定军心、民心，鼓舞军民士气和斗志，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良好的效果。汪家的媳妇，不愧是“报国”的巾帼英雄！
汪江淮：良好家风育精英，崇文尚武样样能
汪江淮是汪少川的长子，自小在马背上长大，个子高高的。夫人张少先疼爱之余，早有打算，一心想让他考大学。“崇文”排在汪家家训的第一位嘛！汪少川积极支持。
建国初，国防形势紧张。为了增加第31军力量，中央军委、总部和福州军区给31军紧急增调兵源，各地动员青年参军，投身国防，保家卫国。身为军政委的汪少川坐不住了，思索着：现在国防形势紧张，为了保家卫国，别人的孩子都当兵，我怎能让自己的儿子考大学？他劝老伴让儿子当兵。张少先说：“江淮是个当兵的料，可是眼看着他就要上大学了，选择参军打仗，随时都可能牺牲的，你考虑了吗？”汪少川说：“常言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毛主席都把儿子送到了朝鲜战场，现在正是报国用人之时，我们的子弟不上前线谁上啊？”夫人张少先同意了。
夫妻俩找汪江淮一谈，谁知道他早就有投笔从戎之意了。别人家都在托关系、走后门，以各种借口把自己的孩子从部队调回来，汪江淮却凭着汪少川的一纸手令，连入伍手续都没办，就到了离敌占岛很近的大嶝岛前线的步兵第277团1连当了兵。
临行前，夫妻俩一再嘱咐儿子，要记着自己家的家风家训，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士，千万不要有优越感、搞特殊化。汪江淮牢记父母的教诲，怀着一腔报国之情，开始了子承父业的军旅生涯。
在连队，只有连长和指导员知道他是军政委的儿子，因为汪少川早有嘱咐，不许对别人说。汪江淮憋着一股子狠劲，下定决心要做出点成绩给父亲看！他和战士们一样训练，甚至比他们更刻苦,摸、爬、滚、打，战备执勤、施工生产，样样干得出类拔萃。很快，汪江淮就成为团、师级的训练尖子、“标兵班长”和“模范共青团员”，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还出席了军区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他在文艺、体育、通讯报道方面也展现出超人的才华，多次参加军与军区的文艺汇演和运动会。
当时，有不少报刊、电台报道了汪江淮的事迹。曾有一篇标题为《将门之子五好花》的文章，汪少川看了之后，批评说：“将相本无种，儿女当自强。文章中有一些封建血统论观念。我们干部的子女同平民百姓都应该一样对待。”
此后，无论在汪江淮入党还是提干问题上，汪少川都提前打招呼，把儿子往下压、把机会让给别人。汪江淮当时是一肚子意见，成绩是自己干出来的，为啥就因为有个军政委父亲，就要受到这个“特殊照顾”。后来，汪江淮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心想：我只有干得比别人更好，才能得到父亲的满意。汪江淮将更大的功夫用在军事训练场上，付出更多的汗水钻研军事专业。
人生的奇妙之处在于：历史往往会有很多惊人的相似。就像当年汪永熙希望儿子汪少川能够“崇文”读书、出人头地，没想到汪少川最后却成长为一位“尚武”的共和国将军。汪少川让儿子火线入伍上前线，希望能和自己一样、走“尚武”报国之路，却不料汪江淮最后却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著名的战略专家，为党和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军事人才，又走上了“崇文”之路。不过，准确地说，汪江淮是“兵当得好、学问做得更好”，他是一位文武皆通、允文允武的全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