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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社安徽讯《首席记者侯震斌 特约记者姚佳》1月10日金寨报道，梅少卿1909年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汪岗乡梅家老湾，4岁时随爷爷逃荒迁往金寨县沙河乡香铺村。1929年，立夏节起义胜利后，20岁的梅少卿毅然参加红军。1932年春任商南县区共青团书记、巡视员、儿童团少先队大队长兼指导员、代理少共县委书记、赤南县委组织部部长。后任赤南县五营七连指导员兼五乡苏维埃主席。因掩护群众转移时负伤，未能随红25军长征。后在红28军82师手枪队任指导员。1937年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梅少卿先后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组织股长。1943年任凤怀总队政治处主任。1945年任新四军区师13团政治处主任。抗日战争中，任特务连指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团政委兼党委书记。后因身体七处受伤，组织照顾他转到后勤工作。全国解放后，组织上要他到疗养院休养，直到1951年才到华东军区后勤干校任政委。1954年任沈阳军区防空军政治部副主任，1956年任该防空军干部部部长。1957年任广州空军任干部部部长。1963年离职休养。
1983年1月18日，无情的病魔夺去了梅少卿的生命。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梅少卿南征北战、冲锋陷阵、屡建战功，先后七次负伤，一个耳朵失去听觉、一只眼睛神经性失明，属二等甲级残废。解放后，他始终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工作，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和培养革命下一代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珍惜分分秒秒，废寝忘食干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梅少卿为了部队建设，简直像一个“工作狂”。1957年，梅少卿同志由沈阳军区防空干部部部长调任广州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当时部队进行组织体制改革，防空军各自原有的行政干部部、政治干部部等四个部门并为一个干部部。部队扩大了，干部增多了，工作范围更广了，大家面临着艰巨复杂的新形势、新环境、新任务，工作千头万绪,梅少卿把考核、熟悉干部作为自己的第一位工作。下部队期间，他每天都起早贪黑地开会、看材料、与干部谈心，中午从不休息。他废寝忘食地工作，连跟随他下部队的年轻干部都感到受不了，可他却是一个负伤带病之人啊！1958年元月，他因工作过度劳累病倒了，但仍然默默地坚持上班，直到身体虚弱得连走路都感到困难了，他才被迫地住了医院。在住院期间，他仍然记挂着工作，每天照样批阅文件，把一些住院的干部请到病房来开座谈会，和干部个别谈话，抓紧一切时机了解干部。出院后，病尚未痊愈，他又赶赴北京参加安排部署干部上山下乡的工作会议。同志们看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日渐消瘦了，劝他要爱护身体，注意休息。可是他总是回答说：“在战争年代，我的眼睛负伤致残，趁现在还有一个眼睛可以看得见，得抓紧干几年，等看不见时，想干也干不成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梅少卿就跑遍了华南三省十多个航空兵、高射炮兵和雷达、探照灯部队，对师以上班子逐个进行考核，对绝大多数团以上干部都进行了个别谈话。经过紧张的工作，他摸清了广州空军所属师、团领导班子思想、组织、作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掌握了领导干部的德才表现，为正确选拔干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创造了条件。
二、增强服务意识，约法三章严作风
梅少卿认为，干部部门是党委的办事机关，是党的干部路线的具体贯彻执行者，因此，应该努力把干部部办成“干部之家”。而要做到这点，干部工作者要切实增强全心全意为广大干部服务的意识，成为干部的知心人、贴心人。为此，他对部属制定约法三章：第一，要坚决贯彻党的德才兼优的干部工作路线，坚持用人唯贤的原则。在空军与防空军两个兵种刚刚合并的情况下，特别强调要搞好内外团结，对所有干部一视同仁，不搞亲疏厚薄；第二，要树立起立党为公、为政清廉思想作风，坚决克服那种认为做干部工作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吃请、不受礼、不看人办事；第三，要尊重、关心、体贴干部，对过往和上访的干部，要热情接待，态度要和霭可亲，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坚决摒弃干部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
梅少卿是这样要求别人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从沈阳空军调到广州空军工作，按理说自己是干部部长，他爱人又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加上他身体不好，随同调动安排个好工作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当干部部主动提出为他爱人联系安排工作时，他却说：“现在地方安排工作比较困难，许多部队、机关的干部家属工作安排长期得不到解决，我如果利用职权先把自己爱人的工作安排得好好的，别人会怎么想呢？”就这样，他不让组织出面替他爱人安排工作，自己生活坚持自理，吃饭到食堂打买，发什么穿什么，供应什么用什么，自己经常打草鞋，床上用的仍然是在部队时用的黄色的粗布被子。直到半年以后，他的爱人才通过地方系统联系，调到广州工作。
梅少卿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每天早上六点多钟就赶到办公室上班，直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才回家休息，节假日也是一样，同志们都说：“办公室就是梅部长的家。”
三、放弃特殊照顾，与民同甘共苦
梅少卿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从不要特殊照顾。大家感动地说：“梅部长不但不搞特权，而且连应该享受的权利都不用。”他在任广州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时，到广州和广州附近的部队检查、了解工作，坚持不是紧急情况不用小车，能步行不坐公共汽车，从不坐公家的汽车办私事。一次，他到一个团去检查工作，离团部驻地有三十五里路程，助理员安排乘坐汽车去，他说：“就不要用车了，这里距离团部近，我们走去。”说完，便带领助理员出发了。三十多里路程，他拖着伤残的身体走了5个多小时，到团部时已经是下午，错过了部队吃饭时间。团政委问：“首长，您吃饭了没有？”“我们带点干粮在路上吃过了，赶紧召集大家开会！”梅少卿回答道。他为了不给下级增加麻烦，明明没吃饭却说吃过了。
梅少卿是老红军，又是乙等甲级残废军人，身患多种疾病。可是，生活上他从不要求特殊照顾，发给他的残废军人证也从来没有使用过。“四人帮”横行时期，市场供应紧张，秩序也不好，他和大家一样艰难地排长队买菜。1981年，广州军区又向部队的老红军、老干部发了一种红色的“优待证”。“优待证”规定：持有此证的，可以免费进入公园，可以优先在影剧院购票；在市场买鱼、买肉可以不用排队……他的“优待证”却一直沉睡在抽屉里。逢年过节地方又向老红军、老干部增发鱼、肉、蛋等票证，他总是把这些票证夹在“优待证”里，从不用它。有时自己跑了几个市场也没买上菜，但是，他宁可空手回家，也不愿享用“优待证”上规定的照顾。
四、永保优良传统，爱撒革命传人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梅少卿同志就把自己的心血花在青少年的教育上，担任四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经常从工资中拿出大部分资助学生。他到学校参加各种活动，总是先声明，一不要接送，二不要吃请，时刻保持着党的艰苦奋斗的好传统。有一次，他应邀到广州市郊建筑工程学校作报告，学校领导和工作人员在大门口迎候多时，也不见他的车子来，后来才发现他是步行到学校的，早已进入会场了。大家问他：“梅部长，你是老领导，配有专门车子，身体又不好，怎么不乘小车来？”他爽朗地回答：“我是来讲党的艰苦奋斗革命传统的，现在我还走得动，不用坐车！”
1983年1月18日，梅少卿因病逝世。在清理他的遗物时，亲人们发现他的钱包里只有十四元钱，个人存款总额只有一百六十元，还有四封给少先队员的信，遗物中找不到一件贵重的物品，唯一一件像样的、的卡上衣只是在参加重要会议时才穿一次。梅少卿走后，他的亲属遵照遗嘱，将一百六十元钱分成四份，连同他写好的四封情意深长的信，分别交给了四所学校。
